没有资本，就没有发展。
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科斯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机制。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扩张是一个快变量。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对于2010年中国战胜各种风险、克服各种困难，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如果扣除在城镇就业但未享受到市民待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保守的估计是，目前公布的城镇化率将降低10个-12个百分点。较有影响的是让进城农民以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两换措施。
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是乡镇企业用地)，应允许通过有形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平等权益。其中，7个主销区2009年的自给率仅为34.6%，比2005年又下降了4.7个百分点。
以拆除农民住宅、撤并村庄的办法，来将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固然解决了城镇扩张缺地的问题，但却把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留给了乡村和农民。耕地的日渐减少使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它的珍贵。近年来，违规侵占耕地用于城镇建设的势头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而满足城镇化对建设用地新需求的途径，则更多地转向了以减少农民宅基地和村庄建设用地的办法，将节约下来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置换进城。而生鲜产品的价格波动，则除了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城镇扩张对近郊土地的大量占用，迫使其产区越来越远离消费的中心市场，以至城区内普通菜市场和农贸市场的大幅减少乃至消失。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单纯依靠大中城市吸纳，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但对于大多数传统农区而言，则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两个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行不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并行不悖，这是我们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国家的必然选择。实际上，农民要转为市民，就必须在城镇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
这是在中国某些农产品产能不足、自给率下降背景下的必然结果。饲料涨价，肉禽蛋奶也得跟着涨价。
要加快构建让农民更多分享农地依法转用后增值收益的机制。11个产销平衡区(即晋、桂、渝、黔、滇、藏、陕、甘、宁、青、新)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16.4%。
为此，必须抓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使用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要求，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中拥有可供遮风避浪的港湾。从目前的粮食供求总量看，似乎并不存在多大的问题：总产量10800亿斤左右、总需求10500亿斤左右，正常年景下，满足需求还略有结余。极不平凡的2010年即将过去。但实际上两换很难真正行得通。土地对中国农村来说，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还是经济和社会组织制度的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迫切需要农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其次，是进城的农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原有的土地和住宅散处于各自的村落，即便交出了两权，其耕地与宅基地也均属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与政府并不相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要考虑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还必须考虑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稳定，这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农地农用，在中国现阶段不仅是指耕地的用途不能随意改变，而且还指耕地只应由农民使用，农村的建设用地只能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自己使用，否则农民的土地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土地的用途管制也难免不被冲破。进入 陈锡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工业化 城镇化 三农问题 。
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的非公益性项目，应允许继续保留集体土地的性质，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据保守估计，按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计算，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至少相当于利用了境外6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此为调节农产品价格难度加大的一大原因。
以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城镇扩张所占用的耕地，将会在逐步发生的村庄自然消亡中得到补偿。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化解这一矛盾的具体措施。绿豆、大蒜等小品种，除了产量的波动以外，正越来越成为游资炒作的对象，致使它们也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属性。就粮食品种的产需结构而言，稻谷尤其是粳稻明显处于紧平衡，玉米基本平衡，小麦可略有结余，但大豆的供求缺口在持续扩大。
而乡村消亡则是一个慢变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要能真正自由迁徙，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制度相同、水平相当、可异地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否则就难以使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涉及全社会发展长远利益的资源得到足够保护。这在具备条件的地方，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到中国达到人口高峰的2030年前后，总人口将达到15亿左右，届时，即便城镇化率达到了70%，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将达4.5亿之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必须的，但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是维护农民财产权益的当务之急。但是，粮食连续增产的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也就越近。但从粮食供求的地区结构和品种结构看，情形就没有那么乐观。应该说，在中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和生产水平之下，中国农产品的综合消费水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
大豆涨价，豆饼就涨价。 城镇化与农民转市民 在中国城镇化率大幅提高的表象中，隐含着一个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进城农民的身份转变问题。
首先，是要让公民交出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法无据，不合情理。在中央采取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有力支持下，2010年中国农业果然不负众望，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困扰，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夺取了粮食连续第七年增产的好成绩，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将比上年增产200亿斤以上，将创造粮食年度产量10800亿斤以上的历史最高纪录。
土地用途管制是世界各国实行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也不能例外。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差不多是国内产量的三倍，进口量占到了全球大豆贸易量的53%，此外，还进口植物油816万吨
